靠垫儿

巷陌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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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肺癌的那一天,我看着人生巅峰消失了
竹韵
首推

摘自磨铁图书《当呼吸化为空气》,本文已获得授权。

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癌症的确诊消失了。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天才神经外科保罗·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自传名叫《当呼吸化为空气》,想到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们守在他身边,第一次有亲人病危,当时想,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啊,爷爷的呼吸间隔越来越久,我偷偷用手机把他的呼吸声录下来了,而现在手机坏了,什么都没了。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辐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术服或白大褂。我穿着一身病服,和一根输液杆“血脉相连”。护士把电脑留在我病房里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我一个断层一个断层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再从前到后,这是培训的“标准动作”,好像我能有什么意外发现,能改变诊断结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轻声开了口,像是在念台词:“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病?”

“没有”,我说。

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年轻的情侣。过去这一年,我俩都怀疑过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绝相信,甚至都没聊过这件事。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我去找我的初级保健医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学。她的哥哥是在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上猝死的,就因为没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征兆,所以她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像我妈似的。不过,等我到了她的诊室,却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医生。我同学休产假去了,真的要做妈妈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但医学扫描的价值,要看你找的是什么: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过,很多医生还是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简直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一种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经外科医生培训时,有一半内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过,也许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轻成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岁脊柱就生了癌?这种概率简直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就算这概率再高一百倍,还是高不过脊椎滑脱。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

“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约好了下次治疗的日程安排后,我回去处理了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例。体重下降得没那么厉害了,后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撑过去了。

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

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富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最近,我在斯坦福的课程主管找我谈了一次,他说:“保罗,我觉得,你不管申请什么工作,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候选人。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准备找个人加入教职团队,像你这样的。当然,在这儿不能给你什么承诺。不过你应该考虑考虑。”

三十六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眼前就是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从基列到杰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轻。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此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丈夫了。

接着,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175磅急剧跌落到145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一个周六的午后,露西和我躺在旧金山多洛雷斯公园的阳光下,等着见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上面是医学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三十到四十岁人群癌症发病率。”

“啊?”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在担心这个。”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想跟我聊聊吗?”她问道。

她生气,是因为她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生气,是因为我都没跟她提过只言片语;

她生气,是因为我向她许诺的生活是一回事,给她的,又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对我说真心话?”她问道。

我关掉手机。“咱们去买点冰激凌吧。”我说。

我们本来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纽约去找几个大学的老朋友。也许一起好好睡一觉,再喝上几杯鸡尾酒,能帮我们俩恢复一下感情,让婚姻的“高压锅”降降压。

但露西别有计划。“我不跟你一起去纽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

“你说什么?”我说,“不行。”

“我很爱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说,“但我担心,我俩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俩好像没那么心意相通了。我不想无意中发现你担心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孤单,你好像也不当一回事。我得做点不一样的事。”

“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都是因为我在做住院医生。”

事情真的这么糟糕了吗?在全世界最为严格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去上班了,她却还没睡醒。但现在我俩的事业都正处在高峰期,大多数大学都希望我俩一起去:我进神经外科,露西进内科。这人生之路最艰难的一段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事儿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吗?她难道不知道现在闹情绪是最不明智的吗?她难道不知道,我住院医师的生涯只剩最后一年了?她难道不知道我爱她?她难道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吗?

“如果只是因为住院医师,我没问题,”她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但问题是,如果不仅仅是因为住院医师呢?你真的觉得,等你成了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和教授,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我提出不去纽约了,大家都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几个月前露西提议的婚姻咨询师。但她坚持说,她需要时间,要一个人待着。当时,我头脑里那种混乱迷惑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坚硬的现实。行,我对自己说,要是她决定离开,那我就认为这段关系应该结束了。如果最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动身去纽约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几次医生,排除了一些年轻人常见的癌症(睾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一直连轴转,在手术室整整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的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主治医生进来的时候我满怀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气,至少能靠在墙上松动松动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个胸片的时间是离开医院后回家的路上,还有去飞机场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那些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告诉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询师。

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几分钟后,她回了短信:“我爱你。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比较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开始深呼吸,试图控制疼痛,反正现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后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

“抱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几个字,“后……背……抽……痛。”

“你还是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万一我没得呢?也许那些经常背痛的人就是这样的遭遇。我算是很了解背痛了:解剖学原理、生理学原理,还有病人们用来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词汇。但我从不知道背痛的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也许。又或许,我不想给自己添霉运,也许我就是不想把“癌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到朋友家已经要临近黄昏了。这里在曼哈顿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孙河附近的冷泉小镇。多年来交往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全都出来迎接我,他们热情的欢呼中夹杂着快乐的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不过很快就聊到让我脸色阴沉的事了。

“露西没来?”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说,“快出发了才通知的。”

“哎呀,真扫兴!”

“话说,能不能让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来希望能远离手术室几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松,简单地说,就是过过正常的生活,能让我的症状得到缓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一两天之后,很显然没有任何缓解。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有时候我会给孩子们读点故事,但他们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围玩耍,一边跳,一边大叫。(“孩子们,我觉得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到那边去玩好吗?”)我想起十五年前,请了一天假去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湖岸边,开心的孩子们在玩复杂的夺旗游戏,把我当作障碍物,而我读着一本名为《死亡与哲学》的书。过去,每每想起这很不搭的一幕,都会发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而此时此刻,我才感到命运冥冥中的交会:只是太浩湖换成哈得孙河;陌生的孩子变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麦克聊了聊,说要提前结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说,“没事吧?”

“要不我们拿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下来聊?”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得了癌症,而且还不是那种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

“好吧,”他说,“这应该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吧?”

“不是。”

他顿了顿:“我也不知道该问你什么。”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说明,我的癌症还没有确诊。我只是自己比较确定,很多症状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检查清楚。希望是我错了。”

麦克提出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六小时后,我回到旧金山。刚下飞机,手机就响了。是我的初级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阴影,就像曝光时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机场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坏消息告诉她。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口对她一说,她就知道了。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轻声低语。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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