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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没有贵族精神,社会走向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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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背景对照】许纪霖:中国的士大夫精神

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这时,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这就是梁启超当年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士绅社会”(gentrysociety),指的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汉唐时代的儒生们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

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清末民初,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强大。

贵族精神没有了,何来贵族?

中国经济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

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揽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

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的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

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

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16-17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要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

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

张爱玲说过,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着齐整,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最重要的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

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

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

但第二代毕竟只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

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借,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

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训练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

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

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

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

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

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

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

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

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

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殿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

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

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

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17、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

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

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

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

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

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个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

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

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N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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