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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是如何作死的:恐怖主义是把双刃剑
路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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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随着齐王建的出降,崛起于西陲的秦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一个新的帝国诞生了。秦帝国建立后,为确保帝国万世一系,江山永不变姓,从立国伊始,就把维护帝国稳定当作最重要工作来抓。作为一个刚刚用武力削平群雄而实现大一统的新建帝国来说,对维稳工作的重视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如果从客观公正的立场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秦帝国采取的很多措施不仅对于促进帝国的融合起到重要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华夏族演变为汉族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主要的决策者,秦始皇确实有着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一面。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铁血现实,也提醒着人们秦帝国一定在哪儿出了问题,而且问题不小!检讨秦的维稳措施可知,以恐怖政策维稳正是导致帝国土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秦帝国的维稳措施

秦帝国建立之初,新帝国采取何种方式管理全国,尤其是新纳入版图的楚国、齐国故地,朝廷并未形成共识。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丞相王绾建议对燕、齐、楚等国故地采取周代分封的方式,建立诸侯国,以秦始皇的儿子为诸侯王。廷尉李斯鉴于周末王室卑弱,诸侯战乱,坚决反对王绾的建议,力主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他指出,周文王武王分封众多的子弟同姓为诸侯,王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传几代之后,血缘关系疏远了,相应的王室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衰落。诸侯实力强大后,更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导致周天子无力再维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这是春秋战国战乱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李斯的分析是非常精到的,他很犀利地看到了周代分封制的弊端,而且这一弊端是分封制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真相甚至比李斯分析的更为残酷,历史证明,在权力面前亲情不堪一击,只要诸侯王实力足够强大,中央政府就很难维持自己的权威,靠血缘关系不可能在分封制下长久地维系天下太平。秦始皇随即支持了李斯的意见,将秦国划分为三十六郡,设郡守统领一郡之政事军事,另设尉和监,协助郡守,分别掌领军事和监察。郡下设县,县的长官为令或丞。据裴骃所作集解,这次所设置的三十六个郡,其实为三十五个郡: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外加内史,计三十六个。从此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郡县制的帝国时代。

为便于统一管理全国,秦始皇又下令“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车辆行驶的道路的宽度,还有货币,并在全国修驰道,加强了新统一帝国内部的交流。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量单位,衡是重量单位,把秦国的度、量、衡制作成标准器,颁行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文字、货币也不一样,秦始皇把秦国改良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全国通行,又废除各国货币,统一使用秦半两。大修驰道,统一轨道的宽度,便于全国车辆的通行。秦始皇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之前,周天子虽贵为天下共主,但就全国来说,各诸侯国的文字、货币、计量单位、道路宽度各行其是,很像松散的邦联制。再加上周王朝本身又把诸侯国分成五服: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不同的诸侯国和周王室的关系与所承担的义务均不一样,这样的“天下”与后世的国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许多诸侯国如楚、秦等其地盘本来属于蛮夷,与中原诸侯国齐、鲁、晋等属于不同的文化圈,颇遭中原诸侯的轻视。秦始皇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消除了原各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促进了大中华文化圈、经济圈的形成,对于华夏族演变为汉族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与巩固,可以说功德无量。

为防止老百姓反抗政府,秦始皇又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全国老百姓的掌控和监察。他下令在全国搜查兵器,把搜上来的兵器全部集中在咸阳销毁,铸成乐器钟鐻和十二个金人,每个金人重达千石。强行把全国的富豪计十二万户都迁徙到咸阳来,便于控制,同时使咸阳变得更加繁华富庶。又采取李斯建议,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连续亮剑,先是强令民间在限定时间内把所有藏书集中焚烧,禁止知识、思想和历史的经验在民间传播,老百姓只能接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洗脑。接着又杀鸡骇猴,把不听招呼的一大批以儒生为主包括方士和其他学派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咸阳西北活埋。枪杆子总是很容易战胜笔杆子,秦始皇在思想舆论战线上也取得完胜。

在内政基本理顺之后,秦始皇又开始开疆拓土,征伐四夷。在南边新开拓的疆土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个新的郡,北面派蒙恬率大军驱逐匈奴,把河套、阴山以至五原一带纳入版图,又修筑长城,并派大将蒙恬率重兵驻守,防御匈奴入寇,解除了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客观地讲,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功绩。在此之前,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始终是中原民族的大患,西周就是被犬戎攻破镐京才不得不东迁洛邑的。到了东周,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更无力组织有效的力量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秦始皇把匈奴从河套、阴山一带驱逐,并修筑长城,派遣重兵把守,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比较彻底地解决边患问题。

二、恐怖主义维稳的恶果

恐怖主义是许多专制者所迷信的控制人民的法宝,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赤裸裸地宣布,作为君主,“被人畏惧是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的”。但马基雅维利同时提醒那些专制者:“君主们再是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搞阴谋者能够得逞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们对统治者的憎恨。很可惜,许多专制者只能领悟到前一半,却无暇顾及后一半,最终玩火自焚,身死国灭,为维稳而大搞恐怖政策的秦帝国可谓是典型。

秦帝国恐怖政策打击的首要目标是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多次东巡,除了炫耀性自己的所谓“功过三皇、德迈五帝”的丰功伟业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弹压他们,始终对六国贵族和豪杰之士保持高压。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秦始皇又下令迁移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其中就有不少六国贵族。这次迁徙的目的,对于六国的豪杰之士,秦帝国不仅不收为己用,相反,还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点从张耳、陈余的遭际可见一斑。张耳和陈余均为魏国的豪杰之士,张耳做过信陵君的门客,好交游,汉高祖发迹前也与张耳过从甚密,两人有不错的交情。陈余“好儒术”,与张耳是忘年交,史称陈余“父事张耳”。秦灭魏后,把两人纳入镇压的黑名单,为了捉拿张耳、陈余,分别悬赏千金和五百金。两人被迫逃亡到陈地,隐名埋姓做了里监门(看门的保安)。

六国贵族和豪杰之士本来就怀有亡国之恨,如今是旧恨未了添新仇。在秦政权的高压之下,他们一面隐忍以待,一面积极寻找报复秦帝国的机会。张良“弟死不葬” ,散尽家财求刺客侠士,乘秦始皇东巡之际,埋伏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可惜误中副车,之后逃亡到下邳。项羽和叔父项梁避迹吴中,暗地里为反秦做准备。“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 这些旧贵族大都富有文化底蕴、行政军事经验,具备一定组织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 义军初起,他们纷纷推波助澜,加入到反秦大军中,并利用自己的威望组织发动民众反秦,成为反秦大军的领导力量。

以儒生为主的知识精英成为秦帝国打击的又一目标。秦始皇与李斯合谋,通过焚书坑儒等残酷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推行文化恐怖主义。他们“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连“偶语诗书”者都要处之以“弃市”的严刑,目的是达到“天下无异议”的安宁局面。 这套文化专制措施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将以儒生为主体的士的阶层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并对这一集团进行残酷的压制,严重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引起他们对秦政权的敌视。不仅使秦政权失去了士阶层的智力支持,削弱了统治基础,更为自己树立了潜在的敌人。鲁之缙绅先生之徒即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秦帝国严刑峻法的威慑之下,暂时匿迹敛形。一旦天下有变,马上乘势而起,成为反秦的重要力量。陈胜义旗初举,“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张耳陈余也晋谒陈胜于陈,陈胜以为左右校尉,与兵三千北略赵地。其余未能在秦政权中分得一杯羹的韩信、陈平等人皆闻风而起,加入到反秦的大军中,并成为反秦的骨干力量。

尤为可笑的是,秦帝国丧心病狂,竟然把恐怖政策当作对付老百姓的利器,成为他们严密控制民众、残酷压榨民众的法宝。秦刚刚完成统一大业时,老百姓对这个新王朝是满怀期望,“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但秦帝国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秦奉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而法家治国的核心理念有两条:一是“强国弱民”,他们认为国家(其实是中央政府)和民众不可能同时强大,民众强大起来富起来就会不服从国家管理,削弱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力。所以国家要强大,必须千方百计地削弱老百姓,把弱民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君本”,君主是国家的绝对主导者和拥有者,全国必须无条件为君主一人服务,对于君主之外的其他人而言,价值大小完全取决于对君主的价值。申不害甚至提出“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就是说君临天下为的就是为所欲为。所以秦统一之后,就开始了“恣睢”。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在渭水南岸按照六国宫室的原型修造,并把抢劫来的美人钟鼓填充其中。这个新的宫殿群,就是后人所谓的阿房宫。同时,秦始皇还在骊山为自己修建工程浩大的陵墓。为了这两项工程,发动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并且在全国大肆征集建筑材料,“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 。建筑规模预计是“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直到秦帝国灭亡死去,这两项工程都还未完成,可见其工程量有多大!秦始皇还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开拓疆土。三十二年,派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河套以南地区。三十三年,发动对南方的战争,设置南海、桂林、象郡,把疆域拓展到今天的两广地区,又派五十万人戍守五岭。这些成本无疑都要老百姓来承担。为了逼迫老百姓服从,秦帝国基础的法宝就是严刑峻法。贾山总结这一时期的秦帝国状况时说:“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 批评秦帝国大兴土木,加重了民众负担,使得“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严安更进一步,指出秦帝国盲目发动对外战争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所以老百姓恨透了秦始皇这个暴君,都巴望他早点死去。有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来诅咒他,秦始皇大怒,把这块石头近旁的居民全部杀光。

秦始皇死后,老百姓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二世胡亥的信条就是“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 ,当了皇帝就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做什么皇帝?唯一的遗憾就是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所以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及时行乐,“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 。为了扫除尽情享乐的一切障碍,严防群臣不满,赵高向胡亥提出“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的建议,以恐怖主义对付敢持异议的上层官员,被胡亥采纳。于是在赵高推动下,秦帝国“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行诛大臣及诸公子”,基本上消灭了上层的反对派,使得整个统治阶级“人人自危,欲畔者众”。为了进一步震慑民众,彻底征服民众,李斯把恐怖主义推行到下层,他建议胡亥行督责之术,惟有让“群臣百姓救过不给”,才能打消他们反抗的念头,也被胡亥采纳。二世在李斯的蛊惑下,进一步严酷刑罚,“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 进一步修订法律,严酷刑罚,大搞恐怖政策。

应该承认,以恐怖主义对付老百姓,有着非常有效的一面,毕竟老百姓中孱头懦夫多,不怕死的愣头青少。秦帝国的民众被逼的“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就是明证。但恐怖主义是把双刃剑,《孙子兵法》云:“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当政者动不动把老百姓置于绝境,就难免会官逼民反。不怕有一万个孱头就死,就怕有一个好汉挑头。对秦帝国来说,这个要命的挑头者就是陈胜!

陈胜本是秦帝国的**人口,因为**,所以只能居住在政府指定的“闾左”。二世元年七月,一群某端人口被驱往渔阳戍守。但是天公不作美,下了暴雨,把道路都冲坏了,无法按期到达。司马迁在《陈涉世家》记述这件事时说“失期,法皆斩。”陈胜和吴广一商量,觉得送死太窝囊,既然难逃一死,索性大干一场,于是率领这帮某端人口杀死押送的官吏,举起反秦的义旗。日日在秦帝国恐怖主义胁迫下煎熬的民众和豪杰儒生群起相应,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而起、推波助澜,看似强大的秦帝国在这帮某端人口的冲击下竟然在两年后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有学者对司马迁所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是否准确表示怀疑,认为是司马迁的误记,理由是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傜律》,秦帝国对征发徭役失期的处罚为: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

徭役征伐,不能按期到达地点,仅仅是按照延误的日期长短,分别给予训诫、罚一面盾牌、罚一领铠甲等处罚。如果是遇到雨,还应该免除该次徭役。由此得出结论:所谓“失期,法皆斩”可能是陈胜故意欺骗戍卒以便发动起义,再加上汉初人对亡秦的蓄意抹黑,造成了司马迁的误记。对于这位学者的观点,我不禁呵呵了,明显是被万恶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洗了脑,对“秦制”的优越性认识的不够充分。在秦制之下,所谓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治民之具,不可能得到尊重,特殊情况下连国家元首的命都有可能保不住,何况草民?秦二世在赵高蛊惑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难道他们都犯了死罪吗?所以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政治家们见识高:“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为了约束、打击、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这个道理,二世和赵高也同样懂的,他们为了搞恐怖主义方便,本着“严法而刻刑”的原则,“乃更为法律” ,已经对法律条文做了一次大修订!所以,司马迁记载的当是当时的执法情况,秦帝国既然把恐怖主义当作收拾老百姓的法宝,就不可能完全遵守法律条文。在“法令诛罚日益刻深”, “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情况下,出现司马迁所记“失期,法皆斩”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秦二世和赵高再蠢,也不可能故意陷民于死地,官逼民反,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这么做最终损害的是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这又不得不再次回到秦制的优越性上来。秦制的优越性,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加管理上的科层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上面的任何意旨在下面的执行中都会变成数据竞赛游戏,大家想必对这种情况不陌生。二世和赵高当然不可能故意陷民于绝境,他们可能想着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人民恫吓一番,杀几只鸡骇骇猴,让老百姓老老实实做顺民就可以了,但下面的数据竞赛的结果必然是把老百姓逼入绝境,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当然,秦帝国也逃不开“玩火自焚”的规律,他们企图靠恐怖主义震慑民众,把老百姓变成任我宰割的顺民,维系万世一系的统治。没想到恐怖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杀伤民众的同时也给自己玩了个大坑,最终埋葬了自己。对于他们我只能说俩字:“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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